普惠政策之后 幼儿园依然在挣扎

在大众认知里，公办幼儿园的入学难与民办幼儿园的入学贵，是中国幼儿园的两大病症。

全面二胎政策放开以后，国家提出了普惠性幼儿园的概念，即由政府出资对民办幼儿园进行补助，政府制定收费标准，取消入园费、赞助费，均衡教育资源配置，解决入园难、入园贵的问题。按照《若干意见》的说明，到2020年，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（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）将达到80%。

《通知》提到，为了提高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水平，小区配套幼儿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，要办成公办园或普惠性民办园，对于已经建成、需要办理移交手续的，原则上于2019年6月底前完成；对于需要回收、置换、购置的，原则上于2019年9月底前完成。这也就意味着，民办幼儿园在2019年初，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“转型”之路。

很多家长因普惠政策的出台而雀跃，但幼儿园新政的临盆，也让一部分人忧心忡忡。

相对于价格，很多家长更担心质量的变化。根据《华夏时报》报道，虽然民办园转型普惠园，能以优廉的价格保证了孩子基本的在园生活和学习，但学费的收入可能仅够维持基本的运营成本、人力成本等投入。在成本紧张的情况下，一些幼儿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撤课现象。原先一些会依时节开设的亲子游、春耕课、包汤圆等活动，和轮滑、外教课等特色课都被取消了。

在很多家长看来，普惠园的增多也不等于幼教资源的丰富。“一是幼儿园资源可能还是紧缺，有些地区人口密度很大，但周边的幼儿园相对较少，一旦价格合理的普惠性幼儿园开始招生，大家肯定蜂拥而至，上学可能依旧很难；二是好老师可遇不可求，如果因为幼儿园学费的降低让幼教流失率增加，老师的变动肯定会对孩子都会产生不良影响。”

比家长更焦虑的，是投资幼儿园的民间资本。

亿欧教育咨询了北京市京师（武汉）律师事务所文化与教育事务部主任、汉口学院副教授李文律师。在他看来，文件的落地执行目前主要存在三点问题：

1、政策文件中的一些法律概念尚不清晰。比如“普惠园”和“非营利性园”之间的概念，需要进一步明确；又比如， 在小区内开办的幼儿园，是否就是小区配套幼儿园。 小区内的幼儿园，涉及教育、财政、规划、土地、建设、环保、工商、物价多个领域，概念的理解不同，引发了诸多争议和矛盾。

2、在实践操作中，有一些不得当之处。一些市、区、县政府和教育部门，为了落实上级政策，达到实现普惠园80%的目标，可能会推行一些简单的做法，对普惠性幼儿园盲目定价。在一些地方文件的细则，实际上直接将普惠园直接定义为非营利幼儿园。

3、政策补贴方面，存在着一些不到位的现象。如果政府部门在治理时，只要求营利性民办幼儿园转为普惠园，而未根据各省市区的实际情况，以民办园现有的生均月培养成本，合理制定普惠性幼儿园的收费标准，给足可持续的办学补贴及政策支持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转为普惠的民办园质量。

贵州省黔西南地区的一位幼儿园园长从现实层面，和亿欧教育描述了自己的压力：“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幼儿园利润并不高。含伙食费，每个孩子每个月收费在2000元左右，并不象国内财力最雄厚的一线城市动不动就6000起价。考虑到前期在土地租金、设备购置、员工工资等等支出，如果补贴政策执行不到位，我们可能要面临亏损。”

定价在3000—5000元之间的中端幼儿园，也向亿欧表达了自己的困惑：“相比其他幼儿园，我们的处境更为尴尬一些。我们在幼儿园软硬件投入更大一些，师资相对优质，老师的培训也比较多。但如果转型成普惠园，即使有政府补贴，也很难实现收支平衡，或者说处在赢亏平衡点的边缘。往前走，我们又还达不到高端园的标准。”

重庆一位幼教投资者也表示，抢占20%的营利性民办园市场的确很难：“一方面，由于主政者都面临着80%的政策红线压力，且考虑到时间窗口也只有2年多的时间，因此在实际审批营利性园所的办学许可证时，政府可能会有较多的顾虑，因为一旦放行就意味着分母变大，而不是分子和分母同步增加，实现的压力会更大。另一方面，对机构自身来说，选择营利园，意味着机构必须具备强大的办学实力和丰厚的师资力量，如果不能在课程质量、软硬件上形成压倒性优势，那也是死路一条。”

“现在的情况是，整个行业都处于焦虑中。里面的人想出去，外面的人不敢进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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